吉瀬葵(Kise Aoi)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，是在一个梅雨季快要结束的午后。她刚从殡仪馆出来，身上还带着一股消毒水和雨后的湿气。她丈夫——也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——在五天前车祸身亡，留下的除了银行账户里的一堆烂账，还有一个七岁多点的男孩，像捡来的似的，被丢在亲戚间转来转去，最后转到她手里。吉瀬葵没生过孩子，跟丈夫也不过是认识两年、结婚一年多点的“后妻”，很多人都觉得她会撇下那孩子不管，就像那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当初一样。但她没有。
她给孩子改了个名字，叫“悠人”，寓意是“愿你从此安稳行走，不再漂泊”。那时候的吉瀬葵是个脾气倔得要命的女人，别人越说她不能做的事，她越是咬牙去做。她给悠人买了新书包、新校服、新被子，把他安安稳稳地送进了那所小学，一边自己白天在药厂工作，晚上去学做便当。她其实并不喜欢小孩，特别是那种闷着不说话、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你的类型，但悠人就是那样。
最初的几年，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对话。吉瀬葵像个严厉的管理员，每天按时提供吃饭、洗衣、睡觉的基本条件，悠人则像个被塞进规则里的小机器人，永远点头、低声说“谢谢吉瀬葵阿姨”，再也没有多的话。但她不是不知道他晚上有时候会做噩梦，小小的身体在床上缩成一团，背后冒着汗。她也不是不知道他在学校里被同学叫“没有妈妈的孩子”，有一整周不肯吃午饭，书包里藏着揉成一团的饭团。吉瀬葵也不是铁石心肠，只是她知道，一旦跨过那条线，什么都回不去了。
他们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八年。八年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足够把一个七岁孩子养成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足够把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推到快四十，眉眼之间多了几条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细纹。
那年的暑假，吉瀬葵带悠人去了她老家，那是一处废弃的铁道小站，站台早就没了，长满苔藓和蛇莓。她带着他坐在曾经她小时候跳格子的石板上，阳光从后山的缝里斜下来，像洒在记忆上的金色粉尘。她第一次对悠人说起自己的事，说她小时候差点被卖掉，是外婆死命抱住她的腿才把她留了下来，说她为什么从不让他叫自己“妈妈”，因为这个词对她而言太沉重，像山一样压在背上，一旦认了，她怕自己也被压垮。她说的时候没有哭，悠人也没有说话，但在那天晚上，他洗完澡，穿着宽大的睡衣走到她门前，站了很久，最终还是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我可以叫你妈妈吗？”
她没回答，也没开门，但眼泪却控制不住地从眼角滑下来，像久藏的雨水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吉瀬葵依旧是那个早起做便当、晚上打两份工的女人，悠人也还是那个规规矩矩、成绩优异的少年。但有些东西，就像溪流的走向，一旦改变，就再也回不到原来。吉瀬葵发现自己看他的时候，不自觉地想得更多——今天他有没有笑？为什么最近总盯着窗外发呆？他书包里藏的那封信，是不是哪个女孩写给他的？甚至连他多夹了一块炸鸡，她都能在心里细细斟酌：是不是长身体了？是不是压力太大想吃点安慰的？
这种心思，是从哪一刻开始变质的，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。她只是意识到，有时候他放学回来晚了，她会紧张得坐立不安；有时候他不在，她会反复看冰箱里那罐他最喜欢的柚子果酱；有时候他走过来，她的心跳竟然会乱了一拍。她用所有理智去压制这些想法，甚至在墙上贴了“他是你的孩子”这六个字，每天出门前都要念一遍。
可惜感情不是理智能管得住的，特别是当那孩子长到十七岁那年，已经高高瘦瘦，眉眼间像极了她年轻时喜欢过的那个人。那年夏天，他们一起去打零工，在一个乡下的陶艺工坊，工坊的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看着他们笑，说：“你们母子感情真好。”悠人轻轻看了她一眼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蝉鸣刺耳，吉瀬葵走在前头，背对着他，却感觉得到那种沉默里的灼热，像炙热夏风中未说出口的情话。
真正让一切崩塌的，是悠人十八岁生日那天。他买了酒，说他成年了。吉瀬葵不肯喝，说他还没考上大学，不许庆祝太早。可悠人硬把酒塞到她手里，说：“我就想跟你喝一次。”他那天喝了很多，说了很多过去不曾说过的话，说小时候其实很怕她，但也很依赖她，说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任何人，因为对“家庭”这个词已经死心了，但她改变了他，说他最希望的，不是叫她妈妈，而是希望她哪天能叫他一声“悠人，回来吧，我等你。”
她那天没哭，也没笑，只是把灯关了，说：“早点睡，明天还要上学。”但从那天起，她开始逃避，躲着他，换了工作，搬了家，甚至一度想离开城市。她知道事情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，可她还残留着那点作为“母亲”的理智，不愿成为一个“破坏者”。
可人心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。她越逃，悠人越追。到了最后，他们终于在那座她从不让他去的海边小屋重逢，那里是她过去唯一的秘密，是她曾经与初恋住过的地方。悠人坐在破旧的木椅上，手里握着她当年留下的日记本，里面每一页都写着他从七岁起的生活——他第一次感冒、第一次考第一名、第一次失恋，还有他第一次对她说“妈妈”的那一夜。
他读着那些字，眼眶发红：“你说你不是我妈妈，那为什么要为我写下十年的人生？”
她终于承认了，声音低得像海浪：“我不敢爱你，因为我已经太爱你了。”
影片的最后一幕，是悠人站在大海前，回头看了她一眼，而她终于走近他，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肩膀上。没有台词，没有拥抱，只有一滴泪，从她脸上滑落，和风中的盐粒混在一起，咸得发涩。
这部电影其实什么都没说透，可也什么都说清了。它讲的是一段无法命名的关系，一种越界的情感，它不是母子，却比母子更深；不是恋人，却比恋人更痛。它不煽情、不狗血，而是把所有的挣扎和纠结包裹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，一点一点侵蚀你，让你不得不去问：如果爱一个人是错的，那坚持到底，是否还有意义？
也许答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吉瀬葵最后选择不再逃。而我们每个人，在面对自己最不能触碰的关系时，又是否能像她一样，直面那份名为“爱”的困境？
那天之后，吉瀬葵没有再躲了。她回到了原来的城市，重新找回那份她曾经为了逃避而丢下的生活。只是，生活已经悄悄改变过轨迹，很多东西回不去了。邻居仍旧热情，但她总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有了点说不清的异样。悠人没有立刻回来，他去了北海道，说是要读一间风景很美的大学。她没拦他，也没追问，甚至没去送站，只是在他走的前一晚，把一个厚厚的便当盒放进他背包里，上面写着：“鱈魚味噌煮。你小时候不爱吃，现在也许会喜欢。”
她没有再提过那晚的对话，就像他们之间所有无法说清的情绪一样，被小心包裹起来，藏进心里最深最暗的角落。可她知道，那些话不是梦。她也知道，她做不到“理直气壮地拒绝”，但也无法“坦荡地接受”。就像她房间里那把关得紧紧的抽屉，谁都知道里面藏着什么，可谁也不敢轻易打开。
时间是个磨人的东西。它不会让人轻易遗忘，却会让一切慢慢沉淀下去。有时候她在煮味噌汤时，会突然想到悠人那双笑起来像她丈夫的眼睛；有时候听到谁喊了一声“妈妈”，她也会下意识回头。她还是一个人住，依旧早起，依旧做便当，只不过这次她学会了做两人份，然后把另一份封好，放进冷冻柜里，说不准哪天有人回来。
而悠人，也不是没回来过。大学毕业那年，他带了个女孩回来，女孩温温柔柔地说：“阿姨您好，我叫初音。”吉瀬葵笑着点头，说：“你们坐，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。”她动作熟练，甚至比以前更自然，但当她看见悠人看着初音的眼神时，那一瞬间心里涌上来的，既不是妒意，也不是怨恨，而是一种奇异的、放松下来的释然。
他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也有了别人可以依靠的肩膀，而她终于不用再背负那份沉重到令人窒息的情感。他们像亲人，却也不只是亲人；像故人，却也从未真正成为陌生人。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，那墙上布满了裂缝和伤痕，却始终没有完全倒塌。
电影最后一幕，是吉瀬葵在老屋的后院种下一株柚子树。那是她第一次亲手种树，动作笨拙却很专注。她穿着旧毛衣，膝盖上的泥巴一层又一层。种好后，她站起身，看着那棵小小的、还未扎根的新树，像是看着另一个“他”的开始。风吹过她的额发，她伸手抚了一下，忽然笑了。
那笑不是悲伤，不是悔恨，也不是释怀，而是一种近乎母性的温柔——她终于承认自己是那个“养他长大”的人，也终于学会放手让他走向自己的路。而那棵柚子树，就像她对这段关系最后的守候，不必言说，不必回应，只需静静站着，等风来，等果熟。
番号ROE-367是一部慢慢渗入你心里的电影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却用细腻到骨血的笔触讲述了一段最复杂也最真实的人性关系。它不试图给出答案，因为它知道，有些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。而它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情节本身，而是那份“敢爱又不能爱”的挣扎，那份“明明跨不过去却还站在原地”的执念。
看完之后你可能不会大哭，但在某个风大的夜晚、或者一个不小心喝醉的深更时分，你会突然想起吉瀬葵(Kise Aoi)，然后心里某处软得一塌糊涂。因为你知道，你也曾在某段关系中如此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像她一样，不敢靠近，却又舍不得放下。
